立法院與衛生主管機關研擬修法將「持有電子煙」正式納入處罰範疇，並規劃將罰鍰上限拉高至最高新台幣十萬元。這項法規收緊信號在使用者群體中引發政策即將收網的避險心理，成為推動高雄在專用回收機制啟動首月即收件達七十三點一公斤的主要推力之一。然而，隨著修法方向朝加重罰責推進，高額裁罰所產生的心理威嚇效果，在進入第一線實務執行階段時，正面臨憲法隱私權保障、外觀辨識難度與基層行政稽查量能的實質檢驗。
從法制規範與行政法理分析，法律的嚇阻效力高度取決於違規被查獲的確定性，而非單純仰賴法定罰鍰的嚴苛程度。在現行法治架構下，公權力在欠缺重大刑事嫌疑或法院核發搜索票的情況下，依法不得任意進入私人住宅或私人領域進行全面搜查；而即便在戶外公共場合，面對市面上載具外觀高度微型化、頻繁偽裝成日常文具或隨身三Ｃ配件的趨勢，基層人員在欠缺司法警察強制處分權的前提下，若要在街頭逕行盤查隨身物品，極易引發比例原則爭議與後續行政訴願。若法規範圍設定過廣而實務難以全面落實，恐面臨邊際威嚇遞減的課題。
面對法規嚴格化與第一線執行門檻的落差，基層執法資源的配置正逐步朝向場域精準化與科學採證方向調整。在實務操作上，公權力逐步將有限的稽查人力由私人領域抽離，高度聚焦於校園周邊、公共運輸轉運站與特定娛樂場所等高風險熱點，進行重點式巡邏與稽查。同時，相關單位逐步導入快速檢測工具輔助客觀定性，降低單憑目測開罰衍生的執法爭議；並輔以違規情節的階梯式裁量標準，引導偶發接觸者轉向合規戒治輔導，將重罰量能集中於屢勸不改或涉嫌非法散播者。透過權衡法理界線、採證程序與執行可行性，相關法規在推進過程中力求在維護公共衛生與確保執法公信力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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